（中央社網站）改編自韓國光州事件、六月民主運動的電影「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」「1987：黎明到來的那一天」在台灣票房亮麗，感動不少人。要了解南韓跌跌撞撞的民主歷程，與兩部轉型正義電影大賣的時代背景，MBC電視台記者李容馬的自傳「我相信世界可以改變」，是很合適的補課讀物；它不只是一個記者的時代觀察、一個工運人士的血淚控訴，也是給台灣的借鏡。

李容馬這個名字，對台灣觀眾來說並不陌生，他是紀錄片「共犯們」的主角，2012年為了爭取新聞報導自由，他與MBC工會成員一起策劃了長達170天的罷工，被MBC電視台以「擾亂公司內部秩序」為由解雇。經過漫長的抗爭，2017年12月，「共犯們」的導演，與李容馬同遭解聘的崔承浩接任MBC社長，但是，李容馬在2016年被診斷罹患腹膜癌末期，無法再回到新聞第一線。當時，他的雙胞胎兒子才8歲。

李容馬目前在位於京畿道的家中療養，罹癌的衝擊，讓他決定提筆寫書。「我擔心孩子在人生面臨要做出重大決斷的時刻，身邊卻沒有可以傾談的人該怎麼辦。因此我想透過自己經歷過的人生，來告訴他們這個社會是怎麼回事。」李容馬在序文裡這麼說。

這是一本父親寫給兒子的手札，從出身貧困的童年開始寫起，李容馬這個很普通的年輕人成長的軌跡，映照著韓國社會、政治的變遷、湖南與嶺南的地域情結，以及進入媒體之後，他所見識的赤裸裸的階層對立、辦公室政治、外力（包括政治和財閥）干預編播，以及他對媒體人這個角色的省思。

「媒體是觀看社會的窗口。如果這扇窗是黃色的，外面的世界看起來就是黃色的；如果這扇窗是紅色的，外面的世界看起來就是紅色的。」李容馬從社會新聞開始跑起，跑過財經、文化、司法、政治、戰地新聞，看到種種光怪陸離的媒體百態。比方說，南韓著名的「三星共和國」。李容馬這麼寫道：

「三星是韓國最大的財閥集團，是無人能撼動的至尊。（中略）寫關於三星的報導，公司長官和身邊認識的人都會打電話來關切。但是連部長和編輯部都還沒看到我的報導，這些人怎麼會知道呢？我不禁懷疑有人把還沒審過的報導，整篇拿去交給別人，因此有好幾次我故意延遲交稿時間。還有一次，我寫了批判檢察廳的報導寄給公司，不久三星的公關部門就打電話來，質問我為什麼要批判檢察廳。當下我覺得離譜，還失聲笑了出來。我批評的是檢察廳，當事人還沉默以對，反而是三星打電話來抗議。何況報導都還沒發表出來……」

李容馬認為，媒體的第一作用，就是監督和批判掌握權力的人，是多數弱者對少數強者的牽制，媒體應該牽制的少數強者，不只政府和執政黨，還包括了在野黨和其他媒體，因為他們也是重要的權力機關。

當李明博政府加大力道介入公營電視台人事、「剷除左派人馬」，MBC傳出若再罷工將有大量解雇的耳語，很多人拒絕加入工會，李容馬卻接下工會廣宣局長一職，為什麼？因為「如果連我都拋棄工會，那麼工會就會垮台啊；這樣的話，我們戰鬥的唯一支柱就會倒下啊。」

得了罕見且難治的癌症，人生走到倒數時光，李容馬這本自傳的批判火力非常猛烈，他想對兒子說的正是書名「我相信世界可以改變」，這個世界並不那麼美好，但是新的、美好的世界，一定要由「我們」來共同打造；這個「我們」，是懷抱希望與信心的整個社會。

「我相信世界可以改變」中文版比原文版多了一個副標題：「韓國MBC記者提供的鏡子」。近代史上，台灣與韓國有許多相同的軌跡，李容馬所看到的韓國歷史與社會糾結，以及他為什麼要奮鬥的熱情和動力，或許正是一面給台灣的鏡子，讓我們對照現況，思索如何改變自己的世界，以及我們對於改變自己的未來，有沒有勇敢的夢想，以及熱情。（編輯：黃淑芳）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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